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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0 回顾环境运动的一些提问与对话


2020-08-08


责任主编:陈宁

2000年「绿色公民行动联盟」自「环保联盟台北分会」独立而出,时间倏忽经过10年。回顾过往历程,不仅只是一个环保团体在台湾社会参与环境运动过程里寻求定位、挣扎前进,也正是台湾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剧烈变动的年代。为了开启更多环运内外部对话空间,绿盟于10週年会员大会邀请各环运先进、工运干部、政治参与者(但立委田秋堇因故未出席)座谈,并邀请资深运动媒体干部─特约记者孙穷理分享其观察与提问,作为对话引言。

碍于当天时空限制,无法扩大参与并有充分对话讨论,今日藉此专栏整理提出孙穷理谈话,与经他引起的再提问和思考,希望能持续在组织内与环运社运界延伸更多回应与对话。

提出运动路径的可能性

孙穷理说:「环评这件事不能说国家在退缩,应该说国家在进攻,国家在依据现在开发单位的需求不断进攻环评制度,它不是代表环境,它代表开发单位,不断地攻下它的山头。」

分析10年环评过程事件:从2001年广辉电子环评事件陈水扁下跪求环评过关,同年经发会提出将环评变成谘询性措施,而后彰火环评发现审查会时苗头不对,直接撤案避风头。2007年环保署藉周富美事件将民间人士和记者阻挡在环评会场外;2008年马英九政府循彰火模式,让审查会时决定不予开放的宏都阿里山BOT环评撤案迴避;2010年中科三期违法一案,环保署却认定环评通过便是「事实行为」无法撤销,而坚持继续开发。这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环保署逐渐倾往2001年经发会所提方向:把环评制度变成谘询性的措施。

值得讨论的是,同一时间民间人士也随新任环保署长张国龙进入环保署。对此制度和运动路径,环运界是否应有仔细的讨论、辩论,进而提出对未来方向和发展过程的再思考?

笔者认为,最初环评制度是民间力量汇集冲撞,才在政府体制内形成阻止不当开发的工具,绿盟包括前身环盟台北分会的中坚干部,在进入环保署后也坚持依环评法行事。但在面对环评制度本质上的不良因素,与政府代表利益团体强势操作和介入,从结果看是节节失守,因而近年环运界也持续发出对环评制度的检讨批判。

但是各个环境事件有其不同条件,不同环评案例中也往往出现可合作的专业进步力量,如何看待此一运动路线操作,是扬弃、修正或有其他可能,仍在发展中,值得关注。

打破专业迷思

孙穷理说:「环境运动在这10年来一直上不去也下不来,整个运动一直卡在那个地方。」

何谓上与下?所谓「下」,是能够去对群众进行组织动员工作,但近年来不断在退散;所谓「上」,是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看法,目前也没有充分论述。

其实上去下来之间,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东西,叫「政治」。以欧巴马旋风式扫过美国政坛当选总统为例,重点是他对美国经济产业与社会发展提出了部分愿景,包括教育、绿能产业、医疗改革。所以简单来说政治就是「我们要什幺」,就是「我们」跟「什幺」如何被定义的问题。

孙穷理说:「现代政治藉专家或专业去达成它的使命,环境运动越来越变成环保署那间办公室里的运动。」使每个环境运动者都必须越来越专业或装得专业。但应回头再思考与批判何谓「专业」。

从吴焜裕反省健康风险评估侷限的文章,可看出很多所谓专家不断在踰越自己的领域不断从专业领域限制之外去发言。另外,专业本身也被入侵,研究案背后的支持基础、研究者与开发单位和国家的关係是什幺,一直没有被清楚揭露。在批判后还要进一步问该把「专业」放在什幺位置?孙穷理认为,「专业」顶多可以回答的就是:「我告诉你『我们要什幺』之后,你告诉我这样做有没有不妥当」。

笔者认为,反核运动很早就开展出「拥核专家」与「草根专家」的运动论述。绿盟也曾在参与福隆沙滩环境变迁监测过程中,尝试发展所谓专业支援在地观察与在地智慧的可能性,但发现,现今专家依专业层层分工后窄化的视野和语言,一时间难以框架与回应居民自生活经验整合长期时空变化所发出的因果推断与提问,组织者就算想藉由发展PPGIS(参与式地理资讯系统)等工具建构对话平台,也需要更多时间和资源的持续投注;学界人才济济,但民间社运资源经常是趋近零!

另一个状况是,居民也被专业外衣所束缚,放弃自边缘批判发声的直接力量,反要求组织者变得更专业或提供专家背书!孙穷理问:环运该如何回应?

夹在一片呼求专业声浪中,持续摸索发展建构多方对话平台,是笔者认为环运组织者应该戮力的方向,且于不同专业领域中寻找具有对话可能性的专业者合作,也是不容放弃的工作。未来在核四安全监督多元面向,贡寮再生能源与永续生活实作农庄与建筑、农艺设计专业者联结,和贡寮双溪河流域水土林海整合愿景结合空间、生态和水利专业人士,都是绿盟正在发展的运动面向。

收纳各地环运差异节奏

孙穷理再问到,从反核反焚化炉反水库运动等等,每一场具体的在地的抗争都有它的节奏:「今天环境运动有没有这样一个容器,去把各地各有起伏的环境运动收在里头?然后,可以带出一些什幺样的东西?」以反焚化炉为例,那时候看到遍地烽火,可是每一个地方组织起来的时间都不一样,各有各的节奏凑不到一起,这边起来的时候那边高峰已过无法衔接,明明讲的东西都一样,就是没办法串起来,组织者变成各地救火队拚命跑每个地方,这是当时反焚化炉行动网的背景状况和问题。

孙穷理自称没有在做经营群众组织的工作,所以不太能置喙在组织者位置能做的事情。但是起码在思考论述方向上,环运界应该去想怎样在各地不同节奏之间拉出它的共通性。以上综合提出的三个问题,其实就是孙穷理期许环运未来发展出一个跳脱所谓专业、所谓个案领域的论述。

笔者认为,发展论述须有一些背景和支持的空间,因此某些评论面向是可以理解的,像如今台湾许多环保团体,连组织生存的基本条件都没法站稳(如营运资金资源、支持群众数量萎缩等),如何凭空奢谈大论述?不过笔者仍是觉得,在面对现况困境时,若能拉出不一样的思考空间,刺激不同的对话可能,将会有不一样的行动方向、论述与力量产生。

开展世代对话平台

今年环境NGO会议才刚结束,许多环运前辈感叹会议开再多无用,只是和尚在对和尚唸经。绿盟作为一个环保团体,企图把回顾过去10年展望未来10年的环运反省讨论,放回台湾社会变化过程的真实基础下,透过不同社运领域的观察分析、刺激对话,产生进一步反省检讨,辨识清楚目前组织与运动位置的困境、机会和资源,是为邀请孙穷理谈话的目的。

另一方面,在组织经营与环运工作者世代经验传承上,笔者也深切希望绿盟与台北分会环运先辈能参与这样的辩论对话,清楚呈现出该被彰显的努力与成就;目前担负组织经营重任的中生代伙伴,也能透过这些提问和再思考,形塑出独立判断、论述与行动能力;新加入的新世代朋友,能因此获得共同语言与对话平台,无畏地提出大胆建议和挑战。

其实谈出什幺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形成和维持开放对话空间所能创造的集体智慧与力量,这才是所有社会运动参与者应该培育传递的火炬。

(本文原登载台湾立报「环境前线」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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